2021-05-08 16:10
清王朝统治中国300多年，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在相对长期稳定的社会生产环境下，清代的茶饮文化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与发展。
饮茶阶层分布上，茶文化已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
饮茶早期由文人墨客之间开始推至皇室贵族，至宋代，开始真正向下普及至寻常百姓，到清代，茶饮文化在阶层分布上更具有广泛性。《清稗类钞》书中记述的饮茶阶层，除文人雅士，上至皇室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涵盖了各色人群。
皇室中乾隆、光绪、慈禧太后等均有嗜茶喜好。“帝王嗜茶，茶为国饮”帝王茶事记载很多，其中乾隆“命制三清茶，以梅花、佛手、松子瀹茶，有诗纪之。茶宴日即赐此茶，茶碗亦摹御制诗于上。宴毕，诸臣怀之以归。”光绪帝“晨兴，必尽一巨瓯，雨脚云花，最工选择。”而慈禧太后饮茶“喜以金银花少许入之，甚香。”宫廷茶宴精致、富贵，规模更是超越以往朝代。康熙、乾隆两朝，宫廷共举办四次规模巨大的“千叟宴”，宴席程序即先饮茶，后饮酒，再饮茶，讲究皇家气派，具有特定的饮茶礼仪。在紫禁城中，专门设有管理用茶的机构，乾清宫东北设有御茶房。光绪大婚奁单中备有雕刻精美的金质茶盘、瓷茶盅以及紫檀茶几等,由此可见宫廷饮茶风盛讲究。
各级官僚阶层来看，“凡至官厅及人家，……既通报，客即先至客堂，立候主人。主人出，让客，即送茶及水旱烟。”大吏见客，“除平行者外，既就坐，宾主问答，主若嫌客久坐，可先取茶碗以自送之口，宾亦随之，而仆已连声高呼‘送客’二字矣。俗谓‘端茶送客’。茶房先捧茶以待，迨主宾就坐，茶即上呈，主人为客送茶，客亦答送主人。”由此看出，由宋代“点茶”逐渐引出的“客辞敬茶”或“端茶送客”习俗，在清代官场文化中已成为普遍而有效的沟通规则。
《清稗类钞》中还记述了各地茶园、茶馆、戏园、书场中百姓的饮茶场景，涉及的饮茶人群包括茶农、手工业者、民工、商贩、艺人、乞丐等等。如在“京师茶馆”中“有提壶以往者，可自备茶叶，出钱买水而已。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裾，就广坐，作茗憩”生动记述了普通旗人的茶馆生活形态。而在苏州，更有“妇女好入茶肆饮茶。同、光间，谭叙初中丞为苏藩司时，禁民家婢及女仆饮茶肆。然相沿已久，不能禁。”
饮茶地域分布上，茶文化在边远少数民族区域得到进一步拓展
早在唐代时期，江南茶饮习俗就已经开始向北方少数民族传播，在清代得到进一步普和推广。《清稗类钞》饮食类中，详细记述了清代时我国疆域范围内满族、蒙古族、藏族、哈沙克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饮茶习俗。满族、蒙古喜饮的奶茶、乳茶、藏族的酥油茶等等，虽然饮茶方式有所不同，但总体喜饮程度已不逊于江南及中原汉族地区。
国际市场上，茶文化扩大了影响力
唐代时期，中国的茶饮文化就已传入朝鲜、日本，宋元时期传入南洋诸国，通过海路和陆路开始影响到欧洲大陆。清代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海外贸易量增大，茶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急剧扩大。据《清稗类钞》农商类记述，从光绪丁酉(1897年)至宣统庚戌(1910年)十年间，“国外贸易年盛一年，……输出品中最重要者为丝茶，丝之输出价值占总额百分之三十五分，茶则占百分之二十分，绸缎、牛皮、猪鬃、羊毛、草帽缏、米、棉花等次之。”由此可见茶在清出口商品中分量比重之大，在西方世界很受欢迎。
品饮方式和饮茶功效上有了更加全面科学的认识
在《清稗类钞》饮食类中，将茶、咖啡、可可统划为茶类，并指出“此等饮料，少用之可以兴奋神经，使忘疲劳，多则有害心脏之作用。入夜饮之，易致不眠。”在挑选茶叶时，指出“茶之上者，制自嫩叶幼芽，间以花蕊，其能香气袭人者…劣茶则成之老叶枝干。茶味皆得之茶素，茶素能刺激神经。饮茶觉神旺心清，能彻夜不眠者以此。然枵腹饮之，使人头晕神乱，如中酒然，是曰茶醉。”同时提出，“久煮之茶，味苦色黄，以之制革则佳，置之腹中不可也。青年男女年在十五六以下者，以不近茶为宜。其神经统系，幼而易伤，又健于胃，无需茶之必要，为父母者宜戒之。”由此可见，随着近代西方科技的传入，清代已经突破传统科技观中整体认识事物的习惯思维，对饮茶的利弊功效有了更加全面科学的认识。
清代时的茶饮方式上清饮和调饮共同发展。清代茶人中清饮盛行，并为“正统”。《清稗类钞》中记述有四川太平、北京、扬州、长沙、广东等地采用调饮方式喝茶的茶俗。其中四川太平男女视酥油奶茶为要需，北京人茶中入香片;扬州啜茶“例有干丝以佐饮，亦可充饥。干丝者，缕切豆腐干以为丝，煮之，加虾米于中，调以酱油、麻油也。食时，蒸以热水，得不冷。”长沙茶肆，“有以盐姜、豆子、芝麻置于中者，曰芝麻豆子茶。”而广东地区的茶馆也有饮所谓菊花八宝清润凉茶，茶中入有“杭菊花、大生地、土桑白、广陈皮、黑元参、干葛粉、小京柿、桂元肉八味，大半为药材也。”清代茶的调饮文化地位大大加强，并与清饮并行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