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22 18:16
唐王朝经贞观之治，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农业生产能力和技术都得到进一步发展，茶叶种植就能够发展成为农业上一个独立的分工。在交通方面，隋朝时就贯通的大运河又勾通了南北水道，航运业发达，商贸活跃，这些客观条件，大大促进了茶的消费、生产和贸易。唐朝从经济上、文化上、科学上和军事上都足够强大，统治者拥有有足够的自信，因此对宗教比较宽松，特别是道教和佛教都得到了较大发展，道家相信长期饮茶，可以轻身换骨，羽化成仙。
作为中原佛教主流的禅宗，根据地就在江南一带，这里是主要产茶区，禅宗在修行中提倡“禅茶一味”， 寺院精通于对茶叶栽培、焙制，讲究饮茶之道，很多人都知道茶圣陆羽，实际上陆羽小时就生活在寺院中，掌握了种茶制茶各个环节的技术。寺院为茶叶饮用的起到了推介作用，茶叶也为寺院创造了高附加值，随着宗教在各个地区、阶层、领域的渗入，茶的饮用习惯也走向底层。后来唐中期又禁酒，许多人不得不找寻替代的饮料，茶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唐会要》记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公元758年左右，陆羽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一卷茶叶专著——《茶经》，《茶经》的诞生，对以后茶文化和茶生产发展起着积极地推动作用。
随着饮茶蔚然成风，茶叶已成为受消费者欢迎的大宗商品，刺激了种茶、制茶和贩茶的积极性，南方逐渐有农民专门种茶为生，茶叶种植已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元和郡县志》记载：“蒙山在县西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蜀茶得名蒙顶，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茶”。“以是蒙山先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可见当时茶叶种植和贸易规模。
另外，唐代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也空前繁荣，茶叶文化由内地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西藏政教鉴附录》称：“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也。”茶叶因可解油腻，对以肉和奶为主食的少数民族来说，是很好的补充饮食，受到他们广泛欢迎，到唐玄宗时期，开设了用于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的茶马互市，即用茶叶去换回北方的马匹以及纺织品等商品，开启了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贸易之门，也使中原的统治者发现了可以跟少数民族进行利益交换与控制的商品――“茶叶”。
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日本最澄禅师从中国研究佛学回国，把带回的茶籽，种在滋贺县日吉神社的旁边，茶叶从此在日本扎下了根，“茶道”在日本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成为日本传统美学之精髓。
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国库日渐空虚，随着茶叶经济在经济总量的比例日益扩大，对茶叶交易的税收问题开始重视。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实行茶税，《唐会要》第八十四卷记载：侍郎赵赞建议“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充常平本钱（长平仓相当于现在的储备粮库）”。兴元二年（公元785年）罢茶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张滂奏立税茶法，复茶税，以代水旱田租，化为常税，产茶州县和茶山就地征税，商人贩茶以“三等定估，十取其一”，这是茶叶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商品被征税，《唐会要》上记载“茶之有税。自此始也”， 税率为10%，茶税收入为一年约四十万贯。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茶税率增为15％，至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更通过当时盐铁转运使裴休在长沙立《税茶十二法》，一方面规范了地方政府税收征收行为；另一方面打击偷税行为，还对茶农的生产制定了一定的保护措施，使茶商、园户都满意，促进了茶叶的生产和贸易，税率未增，却实现了税收倍增。
配合茶税的征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榷茶，即茶的专营专卖。文宗太和九年（835）当时任宰相王涯奏请榷茶，自已担任榷茶使，命令民间茶树全部移植于官办茶场，实行统制统销，同时民间存茶，一律烧毁。此法令只保护政府的利益，无视茶农茶商的利益，一颁布，就立即遭到人民的反对，王涯十月颁令行榷茶，十一月“甘露之变”就被宦官仇士良杀死。后来令孤楚继任“榷茶使”，吸取王涯的教训，即停止榷茶，恢复税制。
为管理好茶税，唐代相继设立“盐茶道”、“盐铁使”等官职，茶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逐步增加，到唐宣宗时（公元846——859年）“天下税茶，增倍贞元”，茶税年收入达80万贯，已成与盐、铁等税并列的主要性税种，这距茶税的开征还不到百年。